在地中海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在近两个世纪中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础，这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上帝知道还有些什么，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也或多或少都要用一些时间来寻找答案。
盛气凌人的历史学字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不同，他们总是以一种居心叵测的蔑视态度来看待人们力图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中有用处的东西，在研究人类领域中似乎毫无用武之地。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存在。迄今我们的收获鲜微，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我们探索的功夫也不够。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它们煮一煮，让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取出风毛鳞角的智慧结晶，而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也许还真有点价值。
我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诚惶诚恐。这里我暂借科学家的一纸名言，献上历史原理如下。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上乘之作，当所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份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
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概念，就是：
“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的世界中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动地脱颖而出。”
我举几个反面事例详细论述这个观点。
头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昌盛的，即使在天堂里也不会。
如果是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一夭到晚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冰上的捕海豹洞，那么伦勃朗就绘不出图画，巴赫就谱不出受难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假如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那他在生物学上就做不出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如果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奴隶，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那他也无法发明电话。
埃及是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气候宜人，但土著居民的体魄却不很健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糟糕。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是这样。后来迁居到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不过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差得太远了。
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可吹嘘的，农业落后，在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地区，商业寥寥无几。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纵在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土手里，这当然无益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无可厚非，而且人高马大，经商的条件也不错，然而，这个国家却遭受了经济严重不平衡的厄运。一小撮船主把持了全部财富，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这样，早期泰雅和西顿的政权就落入大富豪之手。穷苦大众连起码的勤劳干活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他们变得冷淡、漠然，最后，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复辙，由于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贪婪而化为废墟。
总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欠缺。
公元五世纪时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在希腊出现了，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奇怪的是，就连这也不是发生在本土上，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我在另一本书中描述了著名的岛屿桥梁，它们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联系，早在尚无文字记载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经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他们的登陆既通了商，又把亚洲的思想带到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上，这个地方叫以沃尼亚。
这时离特洛伊战争还差几百年，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疆域，先后建立了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在这些城市周围，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臻于成熟，使文明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后世的文明最多有时可以与之并驾齐驱，却从未能超过它们。
首先，殖民城市居住了来自十多个民族的最活跃最有胆识的人。
其次，这里拥有新老世界之间和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
第三，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给予广大自由人以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
我不提及气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对于只经营商业的国家来说，气候并没有很大关系。无论是下雨还是晴天，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卸舱，只要不是冷得港口结冰，只要城镇没有被水淹没，居民们就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感兴趣。
以沃尼亚的天气极为有利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问世之前，知识是靠人们口口相传的，城镇的水泵周围成为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个人——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是一个背景值得怀疑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杀死了家人，并为此而从无人知晓的地方逃到米莱图斯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他是比奥夏人还是啡尼基人？（用博学多才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是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表明麦安德尔山口的这个区区古城在当时是一个多么显赫的世界中心。它的人民来自四面八方（就象如今的纽约一样），因此人们只是凭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从不过多注意他的家底。
这本书不是数学史和哲学手册，因此无需为阐述泰勒斯的思想而多占篇幅了。只需提一下的是，他倾向于对新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风气曾在以沃尼亚盛行，那时罗马还只是远方一条不为人知的泥泞小河旁的小商镇，犹大人还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狼嗥鬼叫的荒原。
为了搞清这种发展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自从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城堡的财富以来希腊所发生的变化，当时那些远近闻名的英雄不过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他们犹如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生命在他们眼里只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斗，充满了刺激、角斗、赛跑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竞技，而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埋头于日常工作的话，倒也未尝不愿意从事这些活动。
这些血气方刚的武侠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的态度坦率质朴，就象是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公元前十世纪曾经左右过希睹人的一切，但是他们都具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和地球上的人并无大区别。地球上的人是何时、何地、怎样与他们的上帝分道扬飚的，此中详情一直是个谜，从未有人搞清楚过。不过，九重之外的上帝对匍匐在地面的臣民所怀有的深情厚谊从未间断过，一直带有亲切的个性色彩，它使希腊的宗教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当然都会知道，宙斯是非常强大的统治者，蓄着长长的胡子，偶尔狂暴地耍起闪电雳雳时，世界就象到了未日一样。尽管孩子们在摇篮里就听别人讲过神灵的故事，可是等他们稍一长大，能够自己读古老的传说了，便开始琢磨起这些可怕神灵的弱点。他们这时看到的神灵是在愉快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出现的化装人物——他们彼此无休无止地恶作剧，参加凡人朋友们的政治争论，由于各支持一方而相互激烈争吵，因此，希腊尘世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宙斯虽然具有人类的弱点，但仍不失为非常伟大的上帝和无比强盛的统治者，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触犯他。不过，他还是“通情达理”的，对这个词的含义现在华盛顿议会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了解得一清二楚，宙斯也确实通情达理，如果掌握的火候得当，还可以疏通他。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幽默感，并不把他本人和他的天国看得太重。
也许这并不是对宙斯的最好评价，但这一点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古希腊从未有过条例森严的教规，规定凡人应该把哪些看作真理，哪些看做谬误。由于没有现代概念中的“信条”，以及冷峻的教理和靠绞刑架推行教理的职业教士，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来修改宗教思想和天国的概念。
住在奥林匹斯山咫尺之遥的塞萨利人对自己的可敬的邻居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当然要比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的阿索庇人差得多，雅典人自以为得到守护神雅典娜的保护，便可以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无礼，而住在远离通商要道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亚人却坚持更为纯朴的信仰，最使他们恼火的就是以轻浮的态度对待宗教这样严肃的事情。福西斯的居民依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坚信，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只要腰包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就应该去为阿波罗进香。
犹太人只信仰一个上帝，这是他们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标志，犹太人当时都聚集在一个城市里，势力日渐强大，终于击败了所有与之匹敌的朝圣地，从而保持了对宗教的垄断近一千年之久，不然要让人们只信奉一个上帝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条件在希腊是不具备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想使自己的城市成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但都失败了。他们的努力只导致了徒劳无功的长年内战。
个性这么强的民族肯定会为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做是“幸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是普通读物。从未跨入“圣书”的范围。这两本书讲述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们的冒险经历，人们总喜欢把他们认做是当时希腊人的上一辈祖先。这两本书汇集了不少宗教知识，因为天神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凡人的相互争夺中各助一方，把正经事抛到脑后，只是尽情地欣赏在自己版图上展开的亘古罕见的大拼杀。
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纳瓦和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写成的，对于这一点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荷马史诗是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漫长的冬夜里，它成为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还可以使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
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这座城市充满了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气氛，弥漫着从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上散发出来的呛人气味，还点缀着富丽堂皇的东方绸缎，飘荡着饱食终日的人们的欢声笑语，泰勒斯就诞生在这里，在这儿工作，学习，最后告别人世。如果他探索出的结论与其他人的见解存在很大分歧的话，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米莱图斯人一般都知道泰勒斯，就象一般纽约人都久闻爱因斯但的大名一样。如果问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说，爱因斯坦是留着长头发、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家伙，他还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登在星期日的报纸上。
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瞬现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推翻了（至少是大大改变了）六十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但是，这件事并未能引起千百万懒散随和的纽约人的注意，只是在自己喜欢的击球手想推翻万有引力而受到阻碍时，才会想起世界还有数学这门学问。
古代历史教科书通常避开这个难题，只是印上“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来敷衍搪塞。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米莱图斯报》上登出这样的大字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泰勒斯究竟是何时、何地、怎样超越前人走过的老路，独自开创新的途径的，我也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里，他的智慧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公元前七世纪，人们已经在探索许多新的科学领域，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可供学者随时参考。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
埃及建筑师经过精心的计算，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放在了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动，预测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为农民提供了日历，使农业劳动规律化。
然而，为这些实际问题提供答案的人们，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视为无形的上帝意志的直接表现——上帝掌管着季节、星球和海潮，就象总统的议会议员掌握着农业部、邮电部和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反对这种看法。不过他象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加以讨论。假如海滨的水果贩子遇到日食时，被这怪异的景象吓得匍匐在地上，乞灵于宙斯的名字，那是他自己的事，泰勒斯绝不会去告诉人们说，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也会预测出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会发生日食，米莱图斯城在几分钟内会陷入相对的黑暗。
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人们认为，他们停止相互残杀是由于光线不足的缘故。泰勒斯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诸神效仿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创造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突然熄灭，以便胜券能稳操在受他们宠爱的一方手中。
泰勒斯达到的境界（这正是他的伟绩所在）就是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不是人们一直想象的天神任意支配的结果。在他看来，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者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发生更重大的事，日食也会照样发生。
泰勒斯通过科学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必然的法则，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世间万物来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从创世纪的时候就与世共存了。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留下的任何亲笔文稿，那时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希腊人从啡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如今他的文稿荡然无存，我们对他的了解全是从他同时人的书中提供的一鳞半爪资料里得到的，这才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略晓一二。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各个角落的人都有接触，顺便说一句，早期哲学家大都是商人，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秘密寓于生灵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的谬误一样，贻害无穷。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各种个性的人，好的、坏的和居中的，这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在空闲时间耐心地研究人这个难以捉摸的动物，而且是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去研究，不是凭先入为主的臆造从事。
这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从而大大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要比不厌其烦地说教、向人们指点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更为有效。
他们极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作为限制人们活动的准则。
但是，他们以自身的榜样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寄托着一切幸福的灵魂深处的安宁。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以后，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可以深入到一般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干预的领域里去探险。泰勒斯作为这个新福音的先驱，把才华横溢的一生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他对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微部分，并对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夭经地义的事情公开提出的质询，但人们还是容许他躺在床上寿终正寝。即使当时有人让他对自已的异端邪说作出解释，我们如今也无从查考了。
一经泰勒斯指明了道路，追随者便蜂涌而至。
譬如阿那克萨哥拉，他三十六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当“诡辩家”，还在希腊几座城市里当私人教师。他对天文颇有研究。他在授课时指出，太阳不是常人公认的由一名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一千万倍。
这个理论并没有招灾惹祸，天国也没有因为他胆大妄为而用霹雳打死他。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提出，月球表面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最后他竟然暗示说，世间有一种“种子”，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寰宇诞生之时起就存在了。
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所谈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后来的不少科学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太阳和月亮离地球遥遥千里，一般哲学家并不在乎怎样称呼他们。但是这位教书先生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原始物质中成长起来的，这毫无疑问大过份了。他的断言与天神的故事背道而驰——是天神在大洪水后把小石子变成无数男女，使世界重新人丁兴旺。希腊所有的孩子在童年就听到过这个故事，因此否认它的无比庄重严肃的真实性会使现存社会的安宁受害匪浅，也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万万使不得。于是，阿那克萨哥拉成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靶子。
假如当时是君主制或共和制早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会有足够力量保护一名宣扬不受欢迎的教理的老师，使他免受目不识丁的古雅典农民的愚蠢迫害。但那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个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了。况且，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正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的治罪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人们借以掀起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
一名叫奥菲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条法律被接受了。这条法律要求，“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要立即治罪。”据此，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牢。不过，城市中的开明势力最后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很小一笔罚款就获释出狱了。他迁居到小亚细亚，在那里寿逾古稀，名同皓月，活到公元前四二八年才与世长辞。
这件事表明，官方要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徒劳无功。阿那克萨哥拉虽然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却遗留给了后世。两个世纪以后，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运用了他的思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础。经过一千年的漫长黑暗时期以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直接传授给了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他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理论和自己的观察结合起来，写下了许多著作。这些书被及时地运过庇里牛斯山，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和盘接受了书中的观点，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入门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人们眼里就象乘法口诀表一样无害。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受审判以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承蒙恩准，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有所出入的学说。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这次受害的是普罗塔哥拉，一个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这个地区因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已经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法则：“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置于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向人们宣布说，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因此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本来就令人怀疑的神的存在上，全部精力应该用来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这个观点无疑是击中了要害，肯定会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谈话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况且，这个理论问世的时候，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攸关之际，人们深受失败和疾病的挫折，已经走投无路了。很明显，这时对上帝的超凡神力提出怀疑，激起上帝的怒火，实在不是时候。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勒令必须改变理论，使它服从于法庭。
伯里克利本来可以保护他，但此时他已经去世。普罗塔哥拉尽管是科学家，却对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他的船触礁了。他可能当场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惨遭雅典人心狠手辣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其实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青年作家。他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便把个人的怨恨一股脑倾泄在上帝身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郁郁沉思，以至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四处奔走，以亵渎的语言诽谤希腊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机”。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被判处死刑。可是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虫得到机会逃跑了。他来到科林斯，继续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终因肝火太旺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对此我们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依然如故，谈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窄的程度不亚于后人，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顽固不化的有力佐证。但是今天我们经过详尽无遗的考察之后，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街头演说家的一生很平凡，他有才华，却又招人讨厌，他对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当时的老百姓仍然相信天神的存在，苏格拉底便把自已说成是代表上帝的预言家，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却完全可以领悟这一事实：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实际上于审判的结果几乎毫无相关之处。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子女很多，收入菲薄。这孩子没有钱念正规大学，因为那个时候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授一门学科要索取两千块钱的报酬。况且，在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真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的眼里，一个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了解慧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对于拯救灵魂毫无用处。
这个鼻梁塌陷、衣冠下整的朴实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执，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唠叨（他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丈夫却把谋生看作是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细节）。他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众多的教师中，他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引颈受戮。
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必须了解当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做出痛苦而有益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
苏格拉底在一生中（他被处以死刑时已年逾七十），试图告诉人们，他们正在虚度年华，生活的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了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一味挥霍伟大的上帝赐与的各种恩典，力求使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得到哪怕是几小时的满足。他完全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因而打破了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昔罗塔哥拉教给人们：“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已。”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持同情态度的，都是最鼓舞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他又说：“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汪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遗撼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阐述了错误的论断。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找到折衷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腾不出手来对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