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龙

文：王学良 出处：光明网 2007年9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作家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美国历史学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文明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畅销，这种通俗的历史写法和创作深为读者喜爱不已，虽然他们的写作难以逃脱欧美文明中心论和基督教文明中心论。晚清以降，闭关锁国的中国被世界列强的枪炮打开国门，开始了遭受侵略和被动挨打的局面。一代代中国学人在自我怀疑和思考中焦虑不安，中国到底为何沦落到这种地步？要认清我们的现在，就要了解我们的过去，进而溯本追源，甚至要把中国置于世界的发展进程当中进行考察。

　　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说，“中国通史的写作，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何炳松先生更是新史学一代大家，他完成了梁启超先生的终生宿愿———世界通史的写作。这两部书均来源于民国时期上海复兴中学的教材———《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和《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这是民国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历史教科书，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数十次，为学生和读者所青睐。

　　我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将历史的写作目的和风格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吕思勉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这一传统，并吸收新史学中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历史的价值在于说明社会的进化过程，大的历史事件只是社会以往细微变动的结果：“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与韦尔斯、房龙的作品不同，何炳松先生的《世界简史》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亚洲作为人类重要的文明源头之一，还将蒙古人、突厥人、月氏人、匈奴人等为人类文化的贡献加以详述。这就与欧美世界的世界通史作品有了显著的区别。近一百年来，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国民忧愤不已，常有一种文化自卑的情绪难以消解。这部书将客观的历史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当欧洲处于中世纪的数百年黑暗时，中国却正值盛唐时期；中古后期，亚洲文化通过突厥人和蒙古人传入欧洲；印度的佛教如何在亚洲广泛传播，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只是由于亚洲历史研究的局限，本书征引资料极为有限，但也足以看到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对人类文明的不朽贡献。

　　巧合的是，吕思勉、何炳松和房龙、韦尔斯是同时代的人，都生于19世纪中后期，都有伟大的通史作品传世，实在是令人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