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航程

　　对欧洲人来说，十字军东征是一堂旅行基础知识及技巧的教学课。不过在当时，极少有人敢冒险超出经威尼斯至雅法这条为人熟知的路线。在公元13世纪，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曾经长途跋涉，穿越浩瀚的蒙古大沙漠，翻过高耸人云的群山，千辛万苦地到达当时统治中国的蒙古大汗的皇宫。波罗兄弟之一的儿子马可波罗写出一本游记，详细描述了他们长达20年的东方漫游与冒险经历，引起欧洲人的极大兴趣。当读到马可波罗对奇特岛国“吉潘古”（“日本”一词的意大利念法）的众多金塔的迷人描绘时，全世界都不禁呆呆地瞪大眼睛、屏住呼吸。有许多人梦想去东方寻找这片铺满黄金的土地，一夜间发财致富。不过由于陆路旅程太遥远，且路途艰险，人们最终只得呆在家里做做白日梦而已。

　　当然，经海路到达东方的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不过在中世纪，航海极不普遍，也少有人问津，这种状况是有充分的原因的。首先，当时的船只体积非常小。当麦哲伦进行持续好几年的著名环球航行时，他所用的船只还不如现代的一只渡船大。它只能载20～50人，船舱狭窄拥挤，舱顶极低，以至不能站直身体。由于厨房设备简陋，且天气稍转恶劣便无法生火，水手们被迫吃烹调不当的粗糙食物。在中世纪，人们已经知道如何腌制鳕鱼和制作鱼干，但罐头食品还未出现。一旦出海，新鲜蔬菜便从菜单上彻底消失了。淡水是装在木桶里储存的，用不上多长时间便会变质腐败，长出许多滑腻腻的物质，喝起来有一种烂木头加铁锈的味道。中世纪的人们对细菌一无所知（13世纪的一位学识渊博的僧侣罗杰·培根似乎检测过它们的存在，不过他很明智地守住了秘密，未对外界宣布），因此经常喝不洁的淡水，有时会导致全体船员死于伤寒症。事实上，在早期航海家的帆船上，死亡率高得可怕。当1519年麦哲伦从塞维利亚出发去做著名的环球航行时，跟随他的共有200名船员，可活着回到欧洲的只有区区 18人。即便到了 17世纪，西欧与印度支那间的海上贸易已极为活跃，可完成一次从阿姆斯特丹到巴达维亚的往返行程，40％的死亡率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数字。这些不幸的人们大部分死于坏血症，即一种因缺乏新鲜蔬菜所致的疾病。它通常影响患者的牙床，使血液中的毒素加浓，直到他们精力枯竭，停止呼吸。

　　在这样恶劣的情形下，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航海不能吸引当时欧洲人中的优秀分子。像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这样的伟大探险者，他们往往是率领着一帮几乎全部由刑满释放人员、未来的杀人犯、失业小偷和在逃犯组成的乌合之众，去进行自己的艰难航程的。

　　这些航海者的勇气当然应受到我们的敬慕。面对着过惯了现代舒适生活的人们闻所未闻、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毅然投人看似毫无希望的航行。他们的装备极差，船底常常漏水，索具沉重，不便操作。从13世纪中期开始，他们获得了某种类似罗盘的仪器（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再由十字军带回欧洲），能在海上辨明方向。可他们的航海地图却极不精确。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凭运气和猜测选择路线。如果运气好，过上一两年，他们精疲力竭、满脸菜色地返回欧洲。如果情况相反，他们的白骨就只能遗留在某个荒寂的海滩上，任由风吹日晒。不过，他们是真正的开拓者和冒险家，与命运做赌。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辉煌的冒险历程。每当他们的眼睛看到一处新海岸线的模糊轮廓，或者他们的船只进人到一片从天地开辟起就人迹不至的新水域，为此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干渴、饥饿、病痛、创楚，便被统统忘在了脑后。

　　在此，我真希望这本书能够写 1000页厚。关于早期地理大发现这一话题，可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迷人了。可惜，写作历史的任务就是给你们一个对于过去时代的真实概括。它应该采用一种类似伦伯朗创作蚀刻画时所通常采用的方法。对那些最重要的事业、最伟大的人物、最富于意义的时刻，应该投以鲜明生动的光线，其余相对次要的，则只需用阴影或几根线条稍做勾画。因此在这一章里面，我只能给你们一个简要的清单，罗列出最重要的航海发现。

葡萄牙人的发现

　　请一定记住，在14和15世纪，所有航海家脑子里索回的只有一个念头——快快找到一条舒适安全的航线，通往梦想中的中国、吉潘古海岛（日本）及那些盛产香料的神秘东方群岛。从十字军东征开始，欧洲人逐渐喜欢使用香料。香料变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要知道，在冷藏法大规模引人欧洲之前，肉类和鱼都会很快腐烂变质，只有撒上一大把胡椒或豆蔻才可食用。

　　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是地中海的伟大航行者，不过发现与探索大西洋海岸的荣誉后来却落到了葡萄牙人头上。在与摩尔入侵者的长年战斗中，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激情一旦存在，便很容易被转移到新的领域。13世纪，葡萄牙国王阿尔方索三世征服了位于西班牙半岛西南角的阿尔加维王国，将之并人自己的领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葡萄牙人在与穆罕默德信徒的战争中渐渐扭转颓势，取得了主动。他们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了阿拉伯城市泰里夫对面的体达城。接着，他们乘胜追击，占领了丹吉尔，并将它作为阿尔加维王国在非洲属地的首府。

　　现在，葡萄牙人已经准备好，开始其探险事业了。

　　公元1415年，人称“航海家亨利”的亨利王子为大规模探索非洲西北部地区，开始了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葡萄牙的约翰一世娶了同特的约翰的女儿菲利巴，他们生下了具有冒险精神的亨利王子。在亨利对非洲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之前，这片炎热的荒凉海岸曾留下过详尼基人和古代北欧人的足迹。在他们的记述中，这里是长毛“野人”出没之地。现在我们已知道，这些所谓的“野人”其实就是非洲大猩猩。葡萄牙人的探险工作进展顺利，亨利王子和他的船长们先是发现了观那利群岛。接着，他们重新找到了马德拉岛。一个世纪以前，一艘热那亚商船曾在此短暂逗留。他们还勘察了亚速尔群岛，绘制出详细地图。而此前，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对此群岛只有模糊的了解。他们对非洲西海岸的塞内加尔河河口投去粗粗一瞥，以为它就是尼罗河的对部人海口。最后在15世纪中期，他们到达了佛得角（也称绿角）和于巴西至非洲海岸中途的佛得角群岛。

　　这许许多多的航行使葡萄牙的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者们相信，虽然从朝东的海路抵达印度支那是有可能的，但实行起来绝非易事。于是，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一些人赞成从好望角继续向东探索，寻找通向印度支那的航线；另一些人则说，“不，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向西越过大西洋，才能找到中国。”

　　我想在此指出一点。那个时代的最具智慧的人士一般都相信，地球并不像一张扁平的烙饼。相反，它应该是圆的。在公元2世纪，伟大的埃及地理学家克劳丢斯·托勒密提出关于宇宙构成的托勒密体系，宣称地球是方的。这一理论满足了中世纪人们的简单需求，因而受到广泛接受。不过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们抛弃了托勒密体系，转而接受波兰数学家哥白尼的学说。通过研究，尼古拉斯·哥白尼认为，有一系列圆形的行星围绕太阳转动，地球就是这些行星中的一颗。然而，因为害怕宗教祛庭的迫害，这一伟大的发现被哥白尼本人小心翼翼保存了36年，直到他于1534年死去才公开发表。宗教法庭最初建立于13世纪，当时主要是为防范法国阿尔比教派和意大利华尔德教派的异端们威胁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其实这些人都是性格温和的异端分子，信仰虔诚，不相信私人财产，宁愿过基督本人那样的贫穷生活。不管宗教法庭有多大的威力，当时的航海专家们普遍相信地球是圆的，无论向东或向西都能到达印度支那和中国。他们正在争论的，只是往哪个方向航行会更好、更容易。

　　不过，亨利的探险活动并不限于海洋。他是基督骑士团的首领。是自1312年圣殿骑士团被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取缔后，葡萄牙人自己继续保留的十字军骑士团。圣殿骑士团被取缔是应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利普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菲利普趁机将自己的圣殿骑士全部烧死在火刑柱上，并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和领地。亨利王子利用他的骑士团所属领地的岁入，装备了几支远征队去探索几内亚海岸的撒哈拉沙漠腹地。

　　总的来说，亨利仍然是一个思想上活在中世纪的人。他耗费了大量时间与金钱去寻找神秘的“普勒斯特·约翰”。关于此人的故事，最早流传于12世纪的欧洲。据说，这个叫约翰的基督传教士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自己当了皇帝。这个神秘国度的具体位置不详，只知道是“落在东方的某处”。300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普勒斯特·约翰”及其后人。亨利也加人到找寻者的行列，可徒劳无获。在他死去30年后，这个谜才被解开。

　　公元1486年，探险家巴瑟洛缪·迪亚兹试图从海路去寻找“普勒斯特 约翰” 的国度，到达了非洲的最南端。最初，他将此地命名为风暴角，因为这片海域的强风阻碍了他继续向东航行。不过他手下的里斯本海员倒比他乐观。他们知道该地的发现对于向东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之取名“好望角”。

　　一年之后，佩德洛·德·科维汉姆带着热那亚梅迪奇家族的委托书，从陆路出发去寻找“普勒斯特·约翰”的神秘国度。他渡过地中海，穿越广袤的埃及国土，继续向南方深人。不久后，他抵达亚丁港，于此地换上海船，驶人波斯湾平静的海面。欧洲人上一次看见这片海水，还是距此1800年前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科维汉姆造访了印度沿岸的果阿及卡利卡特，在当地听说了许多有关月亮岛（马达加斯加）的传闻。据信，该岛位于印度与非洲的中途。之后，科维汉姆离开印度返回波斯湾，秘密地参观了穆斯林的大本营——麦加与麦地那。随后，他再次渡过红海，终于在1490年找到了“普勒斯特·约翰” 的国土。其实，它不过是黑人国王尼格斯统治的阿比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其祖先在公元4世纪皈依了基督教，比基督传教士辗转到达斯堪的那维亚的时间还早700年。

朝西航行的哥伦布

　　在主张向西航线的人士中，有一位名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热那亚水手。哥伦布的父亲是一位羊毛商，他本人曾在帕维亚大学读过一阵书，专攻数学和几何学。后来，他继承了父亲的羊毛生意。可没过多久，我们又发现他在东地中海的希俄斯岛上做商务旅行。从此地，我们听说他乘船去了英格兰，但此行到底是作为羊毛商去北方购买羊毛还是作为一艘商船的船长，我们不得而知。公元1477年2月，哥伦布造访了冰岛（如果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本人的话）。但更可能的情形是，他仅仅抵达了法罗群岛。在每年2月的时候，此地也是一片冰天雪地，完全有可能被误认为冰岛。哥伦布在这里见到了那些强悍勇敢的北欧人的后裔们，他们10世纪就已在格陵兰岛定居。在11世纪，他们还第一次看到了美洲。当时利夫船长的船只被狂风刮到美洲的瓦恩兰岛（适宜种葡萄的地方），即拉布拉多沿岸。

　　至于这些远西地区的殖民地后来结果如何，则无人知悉。利夫的兄弟托尔斯坦因的遗孀后来嫁给了托尔芬·卡尔斯夫内，他于1003年建立了以自己的名字为名的美洲殖民地。由于爱斯基摩人的敌意与反抗，该殖民地只维持了3年。至于格陵兰岛，从1440年起便没有了当地居民的任何消息，很可能所有定居格陵兰的北欧人都死于当时刚刚灭绝了一半挪威人口的黑死病。不管事实的情形为何，关于“远西地区的大片土地”的传闻依然在法罗群岛和冰岛的居民里盛行不衰，哥伦布想必从他们的口里听到了不少类似的消息。从北苏格兰群岛的渔民那里，哥伦布

进一步收集到更多的信息。随后，他前往葡萄牙，娶了一位曾为亨利王子（航海家亨利）工作的船长之女为妻。

　　从此（1478年），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寻找通向印度支那的西面航线中。他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皇室分别递交了自己拟订的航海计划。当时，葡萄牙人对他们垄断的向东航线正自信十足，哥伦布的计划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在西班牙，阿拉贡的斐迪南大公和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于1469年成亲。这桩婚姻使阿拉贡和卡斯蒂尔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王国。此时，两人正忙于攻打摩尔人在西班牙半岛的最后一个堡垒——格拉纳达，需要把每一个比塞塔都用于战争，因此无力资助哥伦布的冒险计划。

　　很少有人像这位勇敢的意大利人，为实现自己的想法而拼命奋战，且几度陷人毫无希望的境地而不言放弃。不过有关哥伦布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毋须本人在此赘述。1492年1月2日，困守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终于投降。同年4月，哥伦布与西班牙国王及王后签定了合同。于是在8月3日，一个星期五，哥伦布率领三只小船挥别帕洛斯，开始了向西寻找印度支那和中国的伟大航行。随行的还有88名船员，其中有许多是在押罪犯，为寻求免刑而参加远征队。1492年10月12日，一个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哥伦市第一次发现了陆地。1493年1月4日，哥伦布告别留守拉·纳维戴德要塞的44名船员（他们之中无一人生还），踏上返乡之旅。他于2月中旬到达了亚速尔群岛，那里的葡萄牙人威胁要将他投进监狱。1493年3月15日，船长先生终于回到帕洛斯岛，随后马不停蹄地带着他的印第安人（哥伦布相信他发现的是印度群岛延伸出来的一些岛屿，因此将他带回的土著居民称为红色印第安人）赶往巴塞罗那，去向他忠实的保护人禀报他的航行大获成功，通往金银之国中国和吉潘古（日本）的航线已经畅通，可供至为宽宏大量的国王与王后陛下随意调用。

　　不过，哥伦布一辈子都没悟出事实的真相。到他生命的晚年，当他在第四次航行中到达南美大陆时，他也许在瞬间怀疑过自己的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不过，他至死还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并无一个单独大陆的存在，他已经找到了直接通往中国的路线。

麦哲伦向东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执着于他们的东方航线，运气比西班牙人好多了。1498年，达·伽马成功到达马拉巴海岸，并满载着一船香料安全返回里斯本，引起全欧洲的轰动。1502年，达·伽马旧地重游，对这一航线已经是驾轻就熟。相比之下，探索向西航线的工作却令人沮丧。在1497和1498年，约翰·卡波特和塞巴斯蒂安·卡波特兄弟试图找到通向日本的路径，可他们除了看到纽芬兰岛白雪皑皑的大地和嶙峋突兀的海岸，其它则一无所获。其实早在5个世纪之前，北欧人已经目睹过这一壮观的冰天雪地了。佛罗伦萨人阿美利哥·维斯普奇成为了西班牙的首席领航员，美洲大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探索了巴西海岸，却根本找不到印度群岛的踪影。

　　在公元1513年，即哥伦布去世7年后，欧洲的地理学家们才最终了解了新大陆的真相。华斯哥·努涅茨·德·巴尔波沃穿越巴拿马地峡，登上著名的达里安峰，难以置信地看到眼前竟还有一片无穷无尽的辽阔海面。这似乎证明了另一个大洋的存在。

　　最终在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德·麦哲伦率领由5只西班牙船只组成的船队，向西寻找香料群岛（因为向东的路线完全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他们是不允许竟争的）。麦哲伦穿过非洲与巴西之间的大西洋，继续往南航行，到达了一个狭窄的海峡。它位于巴塔戈尼亚（意为“长着大脚的人们的土地”）的最南端与火岛（一天夜里，船员们看到了岛上燃起的火光，表明岛上有土著居民活动）之间。整整5个星期，麦哲伦的船队遭到狂风和暴风雪的吹袭，随时都可能发生灭顶之灾。恐慌在船队中蔓延开来，船员中发生了哗变。麦哲伦以异常严厉的手段镇压了叛乱，并把两名船员留在荒芜的海岸上“忏悔罪过”。

　　最后，风暴终于停息，海峡也逐渐变宽。麦哲伦驶人了一个新的大洋。这里风平浪静，阳光普照，麦哲伦称之为太平安宁的海洋，即太平洋。他继续向西航行，有98天没有看见一丝一毫陆地的影子，船员们几乎因饥饿和干渴而悉数灭绝。他们吞噬船舱里大群的老鼠，老鼠吃光了，他们便咀嚼船帆充饥。

　　1521年3月，他们终于再次看见陆地。麦哲伦将此地命名为“盗匪之地”，因为当地的土著见什么偷什么。接着，他们继续西行，越来越接近他们梦寐以求的香料群岛。

　　他们又看见了陆地。这是一群孤独岛屿组成的群岛。麦哲伦以其主人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的名字，为之取名“菲律宾”。不过菲利普二世在历史上并未留下什么光彩愉快的记录，西班牙

“无敌舰队”的全军覆没正是此君的手笔。在菲律宾，麦哲伦一开始受到了友好热情的接待，可当他准备用大炮强迫当地居民信仰基督教时，他受到了猛烈反抗。土著们杀死了麦哲伦和他的许多船长船员。幸存的海员焚毁了残余三艘船只中的一艘，继续向西航行。他们最终抵达摩鹿加，即著名的香料群岛。他们还发现了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岛），驶抵了蒂多尔岛。在这里，剩余的两艘船中的一艘由于漏水严重，只能连船员一起留在当地。唯一幸免的“维多利亚”号在船长塞巴斯蒂安·德尔·卡诺的率领下，开始穿越印度洋，很遗憾地错过了发现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机会（直到17世纪初期，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才发现了这片平坦荒芜的土地）。最后，历经千辛万苦，他们终于返回了西班牙。

文明中心的西移

　　这次环球航行是所有航行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一次。它耗时3年，以巨大的金钱和人力损失为代价，最终获得成功。它充分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地球确实是圆的，且哥伦布发现的新土地并不是印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全新的大陆。从此，西班牙和葡萄牙一齐将全部的精力投人到开发他们与印度及美洲的贸易之上。为防止这对竞争对手最终以流血冲突的方式解决争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唯一曾被选为最高教职的天主教异端分子）被迫以格林威治以西的五十度经线为界，将世界平分为两个部分，即所谓的1494年托尔德西亚分界约定。葡萄牙人拥有在这条经线以东地区建立殖民地的权力，而西班牙人获得了经线以西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在英国和荷兰殖民者（他们对教皇的决定毫无敬意）于17及18世纪取得殖民优势之前，除巴西之外的整个南美大陆都是西班牙殖民地，而全部的印度群岛及非洲大部分地区都是葡萄牙殖民地。

　　当哥伦布发现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消息传到中世纪的华尔街——威尼斯的利奥尔托时，那里发生了一场大恐慌。股票和债券的价格狂跌

了40％一50％。过了一段时间，当情况表明哥伦布并未真正找到通往中国的海路时，威尼斯商人们才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可紧接的达·伽马与麦哲伦的航行证明，向东由海路航行到印度群岛的可能性是实际存在的。这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两大著名商业中心——威尼斯与热那亚的统治者们才不由得为没听哥伦布的建议而懊悔不已。可为时晚矣！令他们发财致富、令他们骄傲无比的地中海现在成了一片内海，而通往印度和中国的陆路也由于海路的发现被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意大利旧日的辉煌行将结束，大西洋开始成为新的贸易与文明中心。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大西洋地区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

　　你可以看看，从文明最早产生开始，它是以多么奇特的方式在前进啊！5000年前，尼罗河谷的居民开始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历史。从尼罗河流域，文明转移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布达米亚。接着，是克里特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兴起。地中海这个内陆海变成了全世界的贸易中心，它沿岸的城市成为了艺术、科学、哲学及其它知识的家园。到16世纪，文明再次向西转移，使得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的霸主。

　　有人断言，世界大战和欧洲主要国家间的自杀性战争已经大大降低了大西洋的重要地位。他们期望文明将越过美洲大陆，在太平洋找到新的家园。对此，我暂且保留怀疑。

　　随着向西航线的发展，船只的体积在逐渐增大，航海家们的知识和视野也在不断开阔。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平底船被腓尼基人、爱琴海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及罗马人的老式帆船所取代。这些老式帆船随后又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发明了横帆帆船取代。而当英国人和荷兰人驾驶着满帆帆船航行在大洋上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又被赶出了海洋。

　　到今天，文明的发展已经不再单纯依赖于船只了。飞机已在取代并将继续取代帆船和蒸汽船的地位。下一个文明中心将依赖于飞行器与水力的发展。海洋将再次成为小鱼们不受打搅的宁静家园，正如它们与人类最早的祖先共同生活于深海时那样。

　　公元1471年，一位虔诚的老人死去了。在他91年的漫长生命中，有72年是在圣阿格尼斯山修道院隐蔽的高墙后度过的。这座修道院坐落在古老的荷兰汉撒市兹勒沃小镇附近，靠近风光秀美的伊色尔河，是一个非常适台隐修的地方。这位老人被称为托马斯兄弟，因他出生在坎彭村，人们又叫他坎彭的托马斯。在托马斯12岁时，他被送到德文特，正是在此地，著名的周游布道者，巴黎、科隆及布拉格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格哈德·格鲁特创建了“共同生活兄弟会”。兄弟会的成员都是一些谦卑的凡人，他们希望能一边从事自己的木匠、油漆工、石匠等工作，一边效仿早期的基督12使徒过简单淳朴的生活。他们设立了一所非常出色的学校，好让贫穷的农家孩子也能受到基督伟大智慧的教诲。就是在这所学校，小托马斯学会了如何拼写拉丁动词，如手抄写古代手稿。学成后，他许下誓言，背上自己的一小包书籍，翻山越岭来到兹沃勒。然后，他欣慰地叹息一声，将那个躁动不安的世界关在了门外。

　　托马斯生活在一个瘟疫流行、死亡频仍的动荡世界。在中欧的波西米亚，英国宗教改革者约翰 威克利夫的朋友及追随者约翰尼斯·胡斯的忠实信徒们，正在准备为他们死去的领袖发动一场可怕的复仇之战。胡斯是根据康斯坦茨会议的命令，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而不久前，正是这个会议允诺为他提供安全保证，请他前往瑞士，面对济济一堂商讨教会改革的教皇、皇帝、23名红衣主教、33名大主教和主教、150名修道院院长以及超过100名的王公贵族，讲解他的教义。

　　在西欧，为将英国人赶出自己的国土，法国人已经进行了将近100年的抗战，并且不久前才因圣女贞德的及时出现，避免了彻底败北的命运。可百年战争的尘埃刚落，法兰西王国和勃良地又开始为争夺西欧的霸主地位，互掐对方的脖子，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在南方，罗马的教皇正在祈求上天的诅咒，以便降祸给住在法国南方阿维尼翁的另一位教皇。而阿维尼翁的教皇也振振有词，准备对罗马的教皇施以同样的惩罚。在远东，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毁灭了罗马帝国的最后遗迹。俄罗斯人则开始踏上最后的远征路，去彻底摧毁他们的鞑靼主人的势力。

　　可对外部世界发生的这一切，好兄弟托马斯呆在自己简陋而安宁的隐修室里，既毫无耳闻，也无意知晓。有古代手稿和沉思冥想，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把自己对上帝的满腔热爱倾注在一本小册子里面，取名为《效仿基督》。除《圣经》外，这本《效仿基督》是被译成语种最多的书籍。它拥有的读者跟研读《圣经》的读者一样众多。它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看待世界的观点。写作这本书的人，他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表现在一个简单淳朴的愿望之中——“他可以平静地坐在一个小角落里，手持一本小书，安详地度过此生。”

　　好兄弟托马斯代表着中世纪最纯净的理想。在节节胜利的文艺复兴浪潮的四面包围中，在人文主义者高声宣布新时代来临的呐喊声中，中世纪也在积聚力量，准备做最后一搏。修道院进行了改革，僧侣们放弃了追求财富与享乐的恶习。淳朴、坦白、诚实的人们，正努力以自己无可挑剔的虔诚生活为榜样，试图将世人带回正义与归顺上帝意志的道路。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新时代带着隆隆的喧嚣从这些善良人们的身旁冲了过去。静心冥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伟大的“表现”时代开始了。

　　现在，请容许我在这里说明一句，我非常遗憾自己必须用上这么多的“繁词冗句”。说实话，我甚至希望能用一个音节的单词从头至尾地写完这部历史，但这不可能做到。你不可能写一部几何教科书，而不用“弦”、“三角”和“平行六面体”这样的术语。你必须理解这些术语的意思，否则你就学不会数学。在历史里面（并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你最终将不得不学着去理解很多拉丁和希腊起源的深奥词汇。如果这是必须的，那干吗不从现在开始学呢？

　　当我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表现的时代”，我的意思是：人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当作台下的听众，让皇帝和教皇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想什么。如今，他们想成为生活舞台上的表演者。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出来。

　　如果有一个像佛罗伦萨的尼科·马基雅维里一样的人，他正好对政治感兴趣，那么他便写一本书“表现”自己，揭示他对何谓一个成功国家和一个富有成效的统治者的思考。另一方面，如果他碰巧喜欢绘画，那他就用图画“表现”自己对美丽线条与鲜活色彩的热爱，于是就出现了乔托、拉斐尔、安吉利科这样一些伟大的名字。

　　如果这种对色彩和线条的热爱还加上了对机械与水利的兴趣，其结果就是列奥那多·达·芬奇，他一面画着伟大的《蒙娜丽莎》，一面进行自己的热气球和飞行器的实验，并构思着排干伦巴德平原沼泽积水的方法。他在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里感到了无穷的乐趣，便将它们“表现”于他的散文，他的绘画，甚至他构想的奇特发动机里面。

　　当一个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拥有巨人般精力的人，觉得画笔和调色板对他强壮有力的双手来说太温柔了，那他就转向建筑和雕塑，从沉重的大理石块中凿出最不可思议的美妙形象，并为圣彼得大教堂绘制蓝图。这是对这个大教堂所享有的胜利荣耀的最具体“表现”。

　　就这样，“表现”继续下去。不久之后，整个意大利（很快是全部欧洲）便出现了许许多多勇于“表现”的男人和妇女，他们生活和工作，为的是给我们人类的知识、美与智慧的宝贵积累，加上自己的微薄之力。在德国的梅因兹，约翰·古滕堡刚刚发明出一种出版书籍的新方法。他研究了古代的木刻法，对现行方法加以完善，将单独的字母制在软铅上，然后排列组成单词及整篇的文字。是的，他不久后便在一桩有关印刷术发明权归属的官司中倾家荡产，终死于贫困。可他的发明天赋的“表现”却流传下来，使世人受益。

　　很快，威尼斯的埃尔达斯、巴黎的埃提安、安特卫普的普拉丁、巴塞尔的伏罗本，这些人使印刷精良的古典著作大行于世，它们有的用古滕堡圣经使用的哥特字母印刷，有的用意大利体，有的用希腊字母，还有的用希伯来字母。
　　于是，整个世界都成了那些有话要说的人的热情听众。知识只为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的时代宣告结束了。无知和愚昧的最后一个理由——昂贵的书价，也随着哈勒姆的厄尔泽维开始大量印刷廉价通俗读物而一去不返。现在，只需要花上几毛钱，你便能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维吉尔、贺拉斯及普利尼这些伟大的古代作家和哲学家为伴。人文主义终于使所有人在印刷文字面前取得了自由与平等的地位。

　　于是，整个世界都成了那些有话要说的人的热情听众。知识只为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的时代宣告结束了。无知和愚昧的最后一个理由——昂贵的书价，也随着哈勒姆的厄尔泽维开始大量印刷廉价通俗读物而一去不返。现在，只需要花上几毛钱，你便能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维吉尔、贺拉斯及普利尼这些伟大的古代作家和哲学家为伴。人文主义终于使所有人在印刷文字面前取得了自由与平等的地位。

历史日期的危险性

　　文艺复兴并不是一次政治或宗教的运动。归根结底，它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依然是教会母亲顺服的儿子。他们仍旧是国王、皇帝、公爵统治下的顺民，并不出言抱怨。

　　不过，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彻底转变了。他们开始穿五颜六色的服装，讲丰富多彩的话语，在装饰一新的屋子里过着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不再一心一意地盼望天国，把所有的思想与精力都集中在等待他们的永生之上。他们开始尝试，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说实话，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的确成就非凡。

　　我经常告诫你们，要警惕历史日期的危险性。人们总是从表面上看待历史日期。他们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随着时钟“咔哒”一声，文艺复兴就此开始了。于是，城市和宫殿一瞬间被渴望知识的灿烂之光照得透明透亮。

　　事实上，很难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划出这样一条截然的界限。13世纪当然是属于中世纪的，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但我想问问，13世纪是否仅仅就是一个充斥着黑暗与停滞的时代呢？显然不是！人民活跃异常，大的国家在建立，大的商业中心在蓬勃发展。在城堡塔楼和市政厅的屋顶之旁，新建的哥特式大教堂的纤细塔尖高高矗立，炫耀着前所未有的辉煌。世界各地都生机勃勃。市政厅里满是高傲显赫的绅士们，他们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来自他们新获得的财富），正为争夺更多的权力与他们的封建领主斗得不可开交。而行会成员们也仿佛突然醒悟到“多数有利”这一重要原则，正在以市政厅为角斗场，与高傲显赫的绅士们决一高下。国王和他的顾问们趁机混水摸鱼，竟捉住了不少滑溜溜、金闪闪的鲈鱼，还当着那些又吃惊、又失望的市议员和行会弟兄的面，架锅生火、加料烹调，大吃大嚼起来。

　　当长夜降临，灯光昏暗的街道让辩论了一整天政治与经济问题的雄辩家意兴阑珊。为活跃气氛、点染市景，轮到普罗旺斯的抒情歌手和德国的游吟诗人登场了。他们用磁性的声音诉说着他们的故事，用美妙的歌谣唱颂浪漫举止、冒险生涯、英雄主义以及对全天下美女的忠心。与此同时，青年人再也忍受不了蜗牛似的进步，成群涌入大学，由此引出另一番佳话。

“国际精神”

　　我想说，中世纪是富有“国际精神”的。这听上去可能有点费解，待我慢慢道来。我们现代人大多是讲“民族精神”的，这不难理解。我们分别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我们各自说着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我们上着英国的、法国的或意大利的大学，除非我们一心想要研读外国才有某项专门学科，我们才会学习另一种语言，去慕尼黑或马德里或莫斯科上学。可在13和14世纪，人们很少宣称自己是英国人或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会说，“我是谢菲尔德公民，我是波尔多公民，我是热那亚公民。”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同一个教会，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兄弟情谊。并且，由于当时教养良好的人士都会说拉丁语，他们便掌握着一门国际性语言，避免了愚蠢的语言障碍带来的麻烦。在现代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这种语言障碍无处不在，使得弱小国家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我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埃拉斯穆斯。他是一位宣扬宽容和欢笑的伟大导师，其全部作品都写于16世纪。他生在荷兰的一个小村庄，可他用拉丁语写作，全欧洲都是他的读者。如果他活在今日，他大概只能用荷兰语写书。这样一来，能直接看其他语言的便只有500万到600万人。要想让其余欧洲人和美国人分享他的思想，他的出版商就不得不将其著作译成20多种不同的语言。这可要花上一大笔钱。更可能的情形是，出版商怕麻烦或冒投资风险，压根儿就不翻译他的书。

　　而600年前，这种情形根本不会发生。当时，欧洲人口中的大多数依然非常无知，不会读书识字。但对于那些有幸掌握了鹅毛笔这一高超技艺的人们来说，他们全都归属于一个国际文坛。它跨越整个欧洲大陆，不存在国界，也没有语言或国籍的限制。而大学正是这个国际文坛的坚强后盾。不像现代的堡垒或要塞，当时的大学是不存在围墙的。只要哪里有一位教师和一帮学生碰巧凑在一块儿，哪里就是大学的所在地。这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现代又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如今，要建立一所新大学，其遵循的程序几乎无一例外是这样的：某个富人想为他居住的社区做点善事，或者某个特定的宗教社团出于将它的孩子们置于正当可靠的监督下的考虑，或者国家需要医生、律师、教师一类的专业人才，决定建一所大学。于是，银行户头里先有了一大笔办校资金，它是大学的最初形态。接着，这笔钱被用来大兴土木，修建校舍、实验室和学生宿舍。最后，招聘职业教师，举行入学考试，学生进校，这所大学便走上轨道了。

大学的兴起

　　不过在中世纪，情形却与现代截然两样。一位聪明人对自己说，“看啊，我已经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别人！”这样一当他能在哪里聚集起几个听众，他便开始不辞劳苦、不吝口舌地传布他的思想，活像一个站在肥皂箱上摇唇鼓舌的现代街头演说家。如果他才思敏捷、言语生动，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人们就围拢来，听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如果他的演说沉闷乏味，人们也仅仅是耸耸肩膀，继续赶路。渐渐地，有一帮青年人开始固定来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慧言辞。他们随身还带了笔记本、一小瓶墨水儿和一支鹅毛笔。一听到仿佛很重要、很睿智的话语，他们便忙不迭地记录下来。某日，天公不作美，老师正讲在兴头上，突然下起雨来。于是，意犹未尽的老师和他的青年学生们一起转移到某个空地下室或者干脆就是“教授”的家，继续讲演。这位学者坐在椅子上，学生们席地围坐。这就是大学的开始。

　　在中世纪，“Unibersetas（大学）”一词，原意就是一个由老师和学生组成的联合体。“教师”意味着一切，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房子里执教则无关紧要。

　　作为例子，我要告诉你们发生在9世纪的一件事情。当时，在那不勒斯的萨莱诺小城，有许多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吸引了许多有志从医的人们前来求教。于是就产生了延续将近1000年的萨莱诺大学（直到1817年才关闭）。它主要教授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医学智慧。这位伟大的希腊医生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曾在希腊半岛广施医术，造福于当地人民。

　　还有阿贝拉德，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年轻神父。12世纪初期，他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千名热切的青年蜂拥到巴黎这座伟大的法国城市，聆听他渊博的学问。有一些不同意阿贝拉德观点的神父也站出来阐述他们的理论。不久之后，巴黎便挤满了一大群吵吵嚷嚷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甚至有的学生自遥远的瑞典和匈牙利赶来。这样，在一个塞纳河小岛的老教堂附近，诞生了著名的巴黎大学。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一名叫格雷西恩的僧侣为那些想了解教会法律的人编纂了一本教科书。于是，许多年轻教士和俗家人纷纷自欧洲各地前来，听格雷西恩阐释他的思想。为保护自己不受该城的地主、小旅店老板和房东老大娘的欺负，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联合会（即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开始。

　　后来，巴黎大学的内部发生了争吵，原因我们不太清楚。一群对当局不满的教师带着他们的学生，一起渡过英吉利海峡。最后，他们在泰晤士河畔一个名为牛津的热情好客的小镇，找到了新家。这样，著名的牛津大学成立了。同样的，在 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发生了分裂。心怀不满的部分教师（同样带着他们的学生）迁移到帕多瓦另起炉灶。从此，这座意大利小城也能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了。就这样，一所所大学在欧洲各地崛起。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里德到地处遥远的波兰克拉科夫，从法国的普瓦捷到德国的罗斯托克，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活跃的身影。

　　的确，对于我们的时代里那些惯于聆听数学和几何原理的人们来说，这些早期教授们所讲的东西未免有点荒谬可笑。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中世纪，特别是13世纪，并非一个完全停滞不前的时代。在年轻一代里面，蓬勃的生机和焕发的热情四处洋溢。即便仍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可他们内心是躁动的，急于求知的。正是在这片不安和躁动中，文艺复兴诞生了。

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

　　不过，就在中世纪世界的舞台最后落下帷幕前，还有一个孤独凄凉的身影从台上走过。对于这个人，你需要了解比他的名字更多的东西。他就是但丁，父亲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属于小有名气的阿里基尔家族的一员。但丁生于1265年，在祖辈们生活的佛罗伦萨长大。在他成长的年代，乔托正致力将阿西西的基督教圣人圣方济各的生平事迹，画到圣十字教堂的四壁上。不过在少年但丁上学的路上，他经常会惊骇地看到一滩滩血迹。当时的佛罗伦萨分为两派，教皇的追随者奎尔夫派和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彼此刀戈相向，流血与杀戮延免不休。这些血迹就是恐怖的见证，它们给少年但丁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

　　当但丁长大以后，他参加了奎尔夫派。原因很简单，他的父亲是奎尔夫派成员。这就像一个美国孩子最后成了民主党或共和党人，仅仅因为他的父亲碰巧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不过数年之后，但丁看到，若再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者，意大利将因成千个小城市出于妒意而相互倾轧，最终走向毁灭。于是，他改投了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

　　他的目光越过阿尔卑斯山，寻求北方的支持。他希望能有一位强大的皇帝前来整顿意大利混乱的政局，重建统一和秩序。可惜，他的等待成空，梦想化为徒劳。1302年，吉伯林派在佛罗伦萨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其追随者纷纷被流放。从那时开始，直到1321在拉维纳城的古代废墟中孤独死去为止，但丁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靠着许多富有的保护人餐桌上的面包果腹。这些人本来将为后人彻底遗忘，仅仅因为他们对一位落魄中的伟大诗人的善心，他们的名字流传了下来。

　　在长年的流亡生涯中，但丁越来越迫切地感觉到一种需要，他必须为当年自己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种种行为辩护。那时，吉伯林人的灾难还未发生，他还能经常漫步在阿尔诺河的河堤上，怀念着初恋情人贝阿特里斯。虽然她早已嫁为人妻并不幸死去，可但丁仍希望能偶尔抬起头来，在恍惚的空气中，瞥见她美丽可爱的幻影。

　　但丁的政治雄心彻底以失败告终。虽然他曾满怀赤诚地为生养他的佛罗伦萨效力，可在一个腐败的法庭上，他被无端指控为盗取公共财富，处以终身流放的刑罚。如果他胆敢擅回佛罗伦萨，就将被活活烧死。为了对着自己的良心、对着同时代的人们洗清冤屈，作为诗人的但丁创造出一个幻想的世界，详细叙述了导致他事业失败的种种因素，并描绘了无可救药的贪婪、私欲和仇恨，是如何把自己全心热爱的美丽祖国变成了一个任邪恶自私的暴君们相互争权夺利的战场的。

　　他向我们叙述了在 1300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他在一片浓密黝黑的森林里迷失方向，而前路又被一只豹子、一只狮子、一只狼阻挡住了。正当他四顾仿惶进退不得的绝望时刻，一个身披白衣的人物从树丛中浮现。他就是古罗马诗人与哲学家维吉尔。圣母玛利亚和初恋情人贝阿特里斯在天上看到了但丁的危险处境，特意派维吉尔来将他引出迷途。随后，维吉尔领着但丁踏上了穿越炼狱和地狱的旅程。曲折的道路将他们引向越来越深的地心，最后到达地狱的最深处，魔鬼撒旦在这里被冻成永恒的冰柱。围绕着撒旦的，是那些最可怕最可恨的罪人、叛徒、说谎者，以及那些用谎言和行骗来欺世盗名的不赦之徒。不过在这两位地狱漫游者到达这个最恐怖之地前，但丁还遇见了许多在佛罗伦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皇帝们和教皇们，勇猛的骑士和满腹牢骚的高利贷者，他们全都在这里，或者被注定永远受罚（罪孽深重之徒），或者等待离开炼狱前往天堂的赦免之日（罪孽较轻微的）。

　　但丁讲述的是一个奇特而神秘的故事。它是一本手册，满满地书写着13世纪的人们所做、所感觉、所害怕、所祈求的一切。而贯穿这一切的，是那个佛罗伦萨的孤独流放者，身后永远拖着他绝望的影子。

新时代的热情者

　　是啊！当死亡之门即将在这位忧郁的中世纪诗人身后重重关闭之时，生命的大门才刚刚向一位日后将成为文艺复兴先驱者的婴孩敞开。他就是著名热情诗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意大利阿雷住小镇的一位公证员的儿子。

　　彼特拉克的父亲与但丁同属一个政治党派。他同样在吉伯林政变失败后被流放，因此彼特拉克出生在佛罗伦萨之外的地方。在15岁的时候，彼特拉克被送到法国的蒙彼利埃学习法律，以便日后像他父亲一样当一名律师。不过这个大男孩儿一点儿不想当律师，他厌恶法律。他真正想作的是一位学者和诗人。正因为他对成为学者和诗人的梦想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像所有意志坚强的人们一样，他最终做到了。他开始长途漫游，在弗兰德斯、在莱茵河沿岸的修道院、在巴黎、在列日、最后在罗马，到处抄写古代手稿。随后，他来到沃克鲁兹山区的一个寂静山谷里居住下来，勤奋地从事研究与写作。很快，他的诗歌和学术成果使他声名鹊起，巴黎大学和那不勒斯国王都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去为学生和市民们讲学。在奔赴新工作的中途，他必须路过罗马。作为专门发掘被遗忘的古代罗马作家的编辑者，彼特拉克在罗马城早已家喻户晓。市民们决定授予他至高的荣誉。那一天，在帝国城市的古代广场上，彼特拉克被加冕了诗人的桂冠。

　　从那时开始，彼特拉克的一生充满着无穷的赞誉和掌声。他描绘人们最乐意听到的事物。人们已厌倦了枯燥乏味的神学辩论，渴望丰富多采的生活。可怜的但丁情愿不厌其烦的穿行于地狱，就让他去好了。但彼特拉克却歌颂爱、歌颂自然、歌颂永远新生的太阳。他绝口不提那些阴郁的事物，它们不过是上一代人的陈词滥调。每当他莅临某座城市，全城的男女老少都蜂拥去迎接他，就像欢迎一位征服世界归来的英雄。如果他碰巧和自己的朋友、讲故事的高手薄伽丘一道，欢迎的场面会更加热烈。两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充满好奇心，愿意接受任何新鲜的东西，并常常一头扎进几乎为人遗忘的图书馆仔细搜寻，看看是否有运气发掘出维吉尔、奥维德、卢克修斯或者其他古代拉丁诗人散佚的手稿。两人都是本分善良的基督徒，谁不是呢？所有人都是好基督徒！但没必要仅仅因为某一天你注定死去，就成天拉长着阴沉的脸，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示人。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快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追求幸福。你想看到证据吗？好的。拿一把铲子，往地里掘几尺看看！你发现什么了？美丽的古代雕塑，优雅的古代花瓶，还有古代建筑的美妙遗迹。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全是这个星球上曾存在过的最伟大帝国留给后人的。他们统治全世界整整一千年。他们强壮、富有、英俊（只要看看奥古斯都大帝的半身像就会知道）。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永远进不了天堂。最多，他们能在惩罚较轻的炼狱度日，但丁不久前才在那里拜访过他们。

　　可谁在乎呢？能够在古罗马那样的世界快活一遭，对任何凡人来说已经胜似天堂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此世的生命只有一次，仅仅因生存的单纯乐趣，我们也应该幸福一点，快活一点。

　　简而言之，这就是刚刚开始在许多意大利小城洋溢开来的时代精神，遍布在它们狭窄昏暗、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

　　你知道什么是“自行车狂”或者“汽车狂”吗？有人发明了一辆自行车，于是几十万年以来一直凭借缓慢而劳神费力的步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人们，高兴得快发疯了。现在他们能借助自行车轮之力，轻快迅速地翻山越岭，享受速度的乐趣。后来，一个聪明绝顶的工程师又造出了第一辆汽车。人们再不用脚踩着踏板，蹬呀蹬呀蹬个没完。你只需舒舒服服地坐着，让马达和汽油为你出力。所以，人人都想拥有一辆汽车。每个人开口必口都是罗尔·罗伊斯、廉价福特、化油器、里程表和汽油。探险家们不辞辛苦地深人未知国土的心脏地带，为的是发现新的石油资源。苏门答腊和刚果的热带雨林可以为我们供应橡胶。石油与橡胶一夜之间变成如此宝贵的资源，以至人们为争夺它们不惜刀兵相见。全世界都为汽车而晕头转向，小孩子在学会叫“爸爸”、“妈妈”之前，先学会了说“汽车”。

　　在14世纪，面对重新发现的古罗马世界湮灭已久的美，整个意大利都为之疯狂了，其情其景正如同我们现代人对汽车的狂热。很快，他们对古罗马的热情又感染了整个欧洲。于是，发现一部未知的古代手稿，可以成为人们举行狂欢节的理由。一个写了一本语法书的人，广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现代造出一种新火花塞的工业发明家。人文主义者，即那些致力于研究“人类”与“人性”，而非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神学探索上的学者，他们受到的赞誉和崇敬远远高于刚刚征服食人岛凯旋而归的探险英雄们。

　　在这个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大有利于研究古代哲学家和作家的事情。土耳其人再度发动了对欧洲的进攻。古罗马帝国最后遗迹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重重围困。1393年，东罗马皇帝曼纽尔帕莱奥洛古斯派遣特使伊曼纽尔 克里索罗拉斯前往西欧，向西欧人解释拜占廷帝国发发可危的处境，并请求他们的支援。可援军永远不会到来。

　　罗马天主教世界一点不喜欢这些希腊的天主教徒，倒情愿看他们受到邪恶异教徒的惩罚。不过，不管西欧人对拜占廷帝国及其属民的命运有多么漠不关心，但他们对古希腊人却深感兴趣。要知道，连拜占廷这座城市也是古代希腊殖民者于特洛伊战争发生5个世纪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建立的。他们很愿意学习希腊语，以便直接研读亚里士多德、荷马及柏拉图的原著。他们学习的愿望极为迫切，可他们没有希腊书籍，没有语法教材，没有教师，根本不知从何着手。这下好，佛罗伦萨的官员们得知了克里索罗拉斯来访的消息，马上向他发出邀请。城市的居民们“想学希腊语都快想疯了”，阁下是否愿意来教教他们呢？克里索罗拉斯愿意来，真是太好了。于是，欧洲的第一位希腊语教授开始领着几百个求知若渴的热血青年学习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伽马。这些年轻人都是千辛万苦，甚至沿途乞讨赶到小城阿尔诺的，住着肮脏的马厩或狭窄的阁楼，为的只是学会希腊语，以便进人到索福克勒斯和荷马的伟大世界中去。

最后的狂热

　　同时，在大学里面，老派的经院教师还在孜孜不倦地教着他们的古老神学和过时的逻辑学，一边阐释《旧约》中隐含的神秘意义，一边讨论希腊——阿拉伯——西班牙——拉丁文本中亚里士多德著作里希奇古怪的科学。他们先是惊慌恐惧地旁观事态的发展，继而便勃然大怒。这些人简直走得太远了，真是离谱！年轻人竟然一个个都离开正统大学的演讲厅，跑去听某个狂热的“人文主义分子”宣扬他“文明再生”的新理论。

　　他们跑去找当局告状。他们怨声载道。可是，你能强迫一匹脾气暴烈的野马喝水，你却不能强迫人们对不感兴趣的说辞竖起耳朵。这些老派教师的阵地连连失守，人们都快不理睬他们了。不时地，他们也能赢得几场小胜利。他们和那些从不求得幸福也憎恶别人享受幸福的宗教狂热分子联合作战。

　　在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旧秩序与新生活之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斗。一个面色阴郁、对美怀有极端憎恨的西班牙多明我派僧侣是中世纪阵营的领导者。他发动了一场堪称英勇的战役。每天，他雷霆般的怒吼回响在玛利亚德费罗大厅宽敞的四壁间，警告着上帝的神圣愤怒。“忏悔吧！”他高喊道，“忏悔你们忘记了上帝！忏悔你们对万事万物感到的欢乐！它们是不圣洁的，衰落的！”他耳里开始听到各种声音，眼中看见燃烧的利剑纷纷划过天际。他向孩子们布道，循循善诱这些尚未被玷污的灵魂，以免他们重蹈他们的父辈走向毁灭的歧途。他组织了一个童子军，全心全意地侍奉伟大的上帝，并自诩为他的先知。在一阵突然的狂热发昏之中，心怀恐惧的佛罗伦萨市民答应改过，忏侮他们对美与欢乐的热爱。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书籍、雕塑和油画交出来，运到市场上放成一堆，以狂野的方式举行了一个“虚荣的狂欢节”。人们一边唱着圣歌，一边跳着最不圣洁的舞蹈。与此同时，那位多明我会僧侣萨佛纳洛拉则将火把投向堆放的艺术品，将这些珍贵的物品付之一炬。

　　不过当灰烬冷却，发昏的头脑也清醒下来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已失去了什么。这个可怕的宗教狂热分子竟使得他们亲手摧毁了自己刚开始学会去爱的事物。他们转而反对萨佛纳洛拉，将他关进监狱。萨佛纳洛拉受到严刑折磨，可他拒绝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直尽心尽力地过圣洁的生活。他很乐意毁灭那些蓄意与其信仰相违的人。无论他在哪里发现罪恶，消灭这些罪恶便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位教会的忠诚儿子眼里，热爱异教的书籍与异教的美本来就是一种罪恶。不过，萨佛纳洛拉完全孤立无援。他是在为一个已经寿终正寝的时代打一场无望的战争。罗马的教皇甚至从未动一根指头来搭救他。相反，当他“忠实的佛罗伦萨子民”把萨佛纳洛拉拖上绞刑架绞死，并在群众的吼叫欢呼声中焚烧其尸体时，教皇毫无表示地默许了。

　　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无可避免。如果生在11世纪，萨佛纳洛拉将肯定成为一名伟人。可他生在15世纪，所以他不幸担当了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的领导者。不管好也罢坏也罢，当教皇也成为人文主义者，当梵蒂冈变成了收藏希腊和罗马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博物馆，中世纪确实就结束了。